从建筑之树到文化之河

不 久前见《读书》杂志上顾孟潮先生所写的“从‘建筑之树’说起”，言及扬鸿勋先生提出要求纠正西方学者对中国建筑的误解，而这种误解被认为是以那棵弗莱切尔 (Sir. Banister Fletcher) 的“建筑之树”(Tree of Architecture) 为典型意义的。关于“建筑之树”与《弗莱切尔建筑史》( Sir. Banister Fletcher’s A History of Architecture)，在我国的不少有关建筑著述中有所提及，但是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误解。而这种误解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的建 筑文化观念的落后。笔者希望在此澄清这些误解，并对有关问题进行讨论。

一，关于《弗莱切尔建筑史》和“建筑之树”

《弗 莱切尔建筑史》是一本首版至今已有一百多年历史的巨著，是世界最重要的建筑史书之一。由英国人弗莱切尔 (Banister Fletcher) 及其儿子小弗莱 切尔 (Banister F. Fletcher)于一八九六年首次出版的。但是，所谓的“建筑之树”以及对非西方建筑文化的论述，并没有如我们的大部分学者认为的出现在 首版里。（此错误所见于许多学者的著述之中，吴良镛先生的《广义建筑学》 也未能幸免）首版的佛莱切尔“建筑史”并没有涉及西方以外的建筑文化，而仅仅将正统的西方建筑文化主线，以“历史性风格” (The Historical Styles) 为主题， 从埃及、希腊、罗马，到中世纪、文艺复兴等一一描述。该书出版后，在当年再版了两次。这巨大的成功给了弗莱切尔父子极大的鼓舞，同时也由于西方学者对东方 文化视野的扩大，他们准备将当时已经成为热点的印度、中国、日本、中美洲及撒拉逊尼（伊斯兰）等非欧洲建筑文化列入他们的“建筑史”，并将之定为“非历史 性风格” (The Non-Historical Styles)。这就是我们后来所看到的， 在一九零一年由小弗莱切尔出版的第四版《弗莱切尔建筑史》， “历史性风格”与“非历史性风格”成了该版 《弗莱切尔建史》的基本两大部分 (Volumn) 。那棵著名的“建筑之树”也是第一次出现在这版之中，可以说是小弗莱切尔的所为。当然，这 一版的体列一直延续到了第十六版，也成为在世界上流行最广的版本 。我国建筑师所了解的《弗莱切尔建筑史》基本上都是这版的情况。然而，这种情况并没有一直不变。一九六一年，由考定雷教授 (Prof. R. A. Cordingley) 主编的第十七版《弗莱切尔建史》，在体例上虽然仍然保留原来的两大部分，但是以“东方建筑” (Architecture in the East) 替代了“非历史性风格” (The Non-Historical Styles)，以“古代建筑和西方的继承发展” (Ancient Architecture and the Western Succession) 替代了“历史性风格” (Historical Styles)。考定雷教授明确地指出：“以往版本第二部分的总题目（非历史性风格）是不合适的；东方的建筑应该和西方的建筑同样是历史性的。”与之相应 的，“建筑之树”也被取消了。这充分说明了一种观念上的变革已经在《弗莱切尔建筑史》的后继编者中产生。随后一九七五年的第十八版和一九八七年的第十九 版，都在体例上有了进一步的改进；取消了东、西方两大部分的布局，以全球性的眼光，将各个建筑文化体系按时间分为章节来论述。并请各个国家的有关专家撰写 相应的章节，如中国清华大学的郭黛恒教授和同济大学的吴光祖教授。在内容上则大量增加了民居和市政工程等方面的实例。一九九六年又出版了庆祝该书一百周年 的第二十版，在第十九版的体例基础上更进一步地扩充了内容。

《弗莱切尔建筑史》历经一百年来的世界建筑文化大发展，而西方建筑理论上的观 念之变革，尤其是二战之后对经典建筑 (Classic Architecture) 一统建筑理论之局面被打破，在该书的体例上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我们如果不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西方的建筑理论，而以孤立和静止的眼光将该书看成某种固定的 西方观念与模式，就会导致不可避免的误解和偏见。

从《弗莱切尔建筑史》的再版变更，我们可以看到西方的建筑历史学家对非西方的建筑文化有 一个认识过程，从无知和偏见到客观和全面。而如果我们现在提出要求纠正的，实际上是人家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开始纠正的错误，这似乎显得有点可笑和无知。这说 明我们对西方建筑历史与理论变革的了解之匮乏，理解之浅薄。而事实上，我们又都在盲目地、不自觉地服从于这种变革，这正意味着一种理论上的落后。笔者以 为，我们没有必要去过多地去指责别人变革之前的错误，但很有必要去了解这种变革的由来。

二，西方建筑文化观念的变革是导致对非西方建筑文化新认识的根本原因

我 们似乎过多地在乎了自己的成就对西方建筑理论家的影响了，以为没有我们的贡献，西方建筑理论就难以突破对非西方建筑文化的认识。在顾孟潮先生的文中，将 《弗莱切尔建筑史》版本更替中对东方建筑的认识改变归结为中国建筑师或东方建筑师的努力。我们应该认识到，西方建筑理论界对非西方建筑文化的认识之提高， 固然有非西方的建筑工作者的巨大贡献之作用，例如我国的梁思成、刘敦桢等先生的研究和介绍工作，然而更重要的是，西方建筑文化自身的观念之变革所带来的对 全球建筑文化的重新认识，这种重新认识自然包括了非西方的建筑文化，也当然包含了中国建筑文化。

总体而论，自上世纪至今，西方建筑文化的 观念是从相对单一、狭窄的“艺术风格”大大扩展其外延并深化其内涵。其中在二战之后，将建筑学的领域扩大到“无名氏建筑”（Anonymous Architecture）是突破性的进展。最具轰 动效应的即《没有建筑师的建筑》（Architecture without Architects），由鲁道夫斯基（B. Ludofsky）主持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举行的同名展览并出版该书。与之相应的在其他学科，如考古学、文化地理学、文化人类学、博物馆学等领域都出现 这种变革，开始将历史的眼光更多地落在文明体系的具体形态，而不若以往的过多地偏向了政治统治者和强权者。那种偏重政治和强权的历史观，在建筑学领域就反 映为表现古代强权的经典主义（Classic），而偏废人类居住文明之整个发展史。正如鲁道夫斯基的所批判的，将建筑历史仅仅局限在经典建筑部分，就如同 将音乐的历史描述成自古典交响乐的诞生而开始那样可笑。新兴的研究领域大量涌现在民居、聚落、人居环境等方面。这种建筑观念的变化，必然而然地导致对其他 建筑文化的从新认识和重新评价。事实上，从人类居住文明的观念出发，不同文化的建筑更具有研究意义和价值。五、六十年代不少英、美研究项目都是选择非欧洲 文明体系为对象的。如著名的莱普珀特（A. Rapoport）的《居住形态与文化》就是主要针对非洲、亚洲及澳洲土著人的居住形态研究的成果。

一 九六一年第十七版的《弗莱切尔建筑史》，部分地反映了这种变革的开始。这一版的主编考定雷教授，正是主导英国建筑学术界研究方向和观念转变的一个先驱者。 考定雷教授曾于1948年向“英国科学进步协会”（the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建议对英国本土的民间建筑进行系统地收集、调查，为此以他所在的曼切斯特大学为基础而首次建立了“曼 切斯特项目”（Manchester Project），在五、六十年代曾有大量成果出现。使 英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走在各国之前列，并对建筑观念的变革有重大的推动作用。

值得说明的是，五、六十年代西方兴起的这场建筑观念上的变革， 在西方建筑理论的发展过程里是承上启下的；对之前的现代主义（Modernism）是一种深化，并使之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因为这种新观念在现代主义的赖特 （ F. L. Wright）和勒·可布西埃（Le Corbusier）那里已经被提出。同时，这种新观 念对后来的“后现代”（Post-Modern）主张“多元”的思潮也并无矛盾，因 为这种变革的本身是走向多元的开始。而七、八十年代兴起的对聚落、城市设计、 环境设计、 人居环境研究、生态理论，乃至九十年代发展起来的“可持续性发展”理论等，则更是与之一脉相承的。

三，对《华夏意匠》的误解

关 于对《弗莱切尔建筑史》、尤其是有关“建筑之树”的不满和批评，虽然几十年前就已有日本人伊东忠太、中国人梁思成等提出过，但多数中国建筑学者是通过香港 建筑师李允鉌先生的《华夏意匠》首次了解的。这本作为在八十年代初期出版、以全新观点论述中国建筑设计问题的著作，在中国建筑界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在中 国建筑的研究领域里，随之出现相当多的研究受之引导和启发，受益者甚多。然而，《华夏意匠》在给予我们相当启发的同时，也提供给我们相当的误解和误导。

究 其根源，《华夏意匠》在研究中国建筑方面的新意，主要来自于李允鉌大量应用了当时还不为中国建筑师所熟知的西方学者对中国建筑文化的研究，其中李约瑟 （Sir. J. Needham）的《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就是其最重要的学术基础。纵览李允鉌的《华夏意匠》，其基本观点、思路和写作方法都参照了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之建筑分册（第四卷、第 三分册）。另外，与李约瑟思想基本一致的英国建筑学者博伊德（A. Boyd ）也是李允鉌《华夏意匠》的重要参照。对中国建筑的科学性和高度文明，李约瑟在成书时是抱着既不满西方学者的无知和偏见，又痛惜中国学者对自身科学成就认 识不足的遗憾。当然，对西方建筑史学者的无知、偏见则表示了强烈的指责，并明确指出了《弗莱切尔建筑史》为首当其冲者。李允鉌的《华夏意匠》显然是接受了 李约瑟的这种思想而对“欧洲中心论”的西方建筑史论提出批评的。从思想方法的意义上看，《华夏意匠》实际上可以说是李约瑟思想体系的中文、中国建筑版，只 是我们大部分中国建筑学者没有同时对照二书，而将许多观点权当李允鉌的贡献了。在笔者看来，李允鉌先生的贡献，正如同他所处的时空条件（七、八十年代的香 港），提供了中国大陆与西方之间的建筑学术中介作用。我们的误解正是在于将中介当作为本源了。

又如顾孟潮先生文中提到的、并表示极为欣赏的李允鉌关于东、西方建筑文化的分法，则恰恰是考定雷教授修订的第十七版《弗莱切尔建筑史》之基本体例，并不是李允鉌的创新。

四，从“建筑之树”到“文化之河”

建 筑发展史在世界文明体系中扮演的角色，显然是十分重要的。但是，长期以来，人们过多地看重政治因素在文明史中的作用，以致于各个文明的发展史成了国际地缘 政治的基本依据，各建筑文明史也是为之服务的。第四至第十六版的《弗莱切尔建筑史》，显然在意识形态上是服务于殖民文化之盛期的“欧洲中心论”。然而，时 至冷战之后，“后殖民”、“后工业”盛行的今日世界，强调对抗性的地缘政治理论依然有如亨廷顿以西方为立场的“三大文明对抗论”，相对应的有赛义德等以东 方为立场的“东方主义”和“亚洲价值论”。对《弗莱切尔建筑史》以及“建筑之树”的批判，再次显示了建筑理论对国际地缘政治的一种符合。如果我们更进一步 深究其背后的心态问题，可以看到“中国中心论”的影子。我们不会忘记，中国在上世纪被西方列强轰开国门之前，是数千年一贯的“中国中心论”。然而，经过一 个世纪以来的历程，今天我们应该不难认识到；不论是在广义的文明体系，还是狭义的建筑体系，以“中国中心论”去对抗“欧洲中心论”是不可能有好结果的。

其 实这种将建筑文化过多地联系、服从于国际地缘政治，是一种太狭隘的建筑文化观念，只有在仅仅注重建筑单体样式的时代流行。当今天世界建筑文化的内涵已加深 到了人居环境为其核心，以各个文明体系的建筑构成世界共有的人居文明，建筑理论应更注重发现与开发各个建筑文明体系中的合理成分，来为今天和未来的人类服 务。

对“欧洲中心论”发出最强有力冲击和有效突破的西方学者李约瑟，曾经阐述过他的关于世界文明发展史之重要观点，笔者在此称之为“文化 之河”。他认为：世界各个文明体系在她们的历史进程中相互交流、影响，远比我们的历史学家所想象的要更积极。他强调了西方人用之开发全球的重要工具，源自 于中国的“四大发明”这一事实。他描绘了人类的文明发展史是如同河流的形态，由各个支流汇至主流再奔向大海。笔者非常欣赏这一描述，因为李约瑟的“河”是 与弗莱切尔的“树”相对应的。“河”与“树”可以是相同的抽象的图形，但相反的发展方向。然而这相反的发展方向则表示出了二种完全不同的世界文明史观念， “树”形是强调了分立和对抗，而“河”形则强调的是交流与共享。

同为英国爵士的李约瑟和弗莱切尔父子，他们的“河”形与“树”形正好反映出了几十年来世界文明史观念的变迁，这当然也包括了建筑文明史观念的改变。

时 至中国的经济、文化大力发展，国力渐壮的今日，来看待中国建筑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应该有一种宽广和坦然的心态。不然极易因曾经不被了解和“受压”而进入 一种不平衡的对抗心理，不自觉地在以一个“中心论”去抗衡另一个“中心论”。笔者以为：李约瑟的“文化之河”给我们展示的是一种合理的发展模式。如果我们 实事求是地、心平气和地来回顾与展望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建筑文化之发展，应该能认识到：中国建筑文化作为具备其悠久历史的一个独特文明体系之“河”，与其 他建筑文化体系一样，她已经并正在不可抗拒地汇流于世界建筑文明之“大海”。

赵辰，1999